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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劉總！德國人咬死要用他們的方案！” “把歐標、國標翻出來。”他頭也不抬，手中的放大鏡緩緩滑過圖紙，鏡片后的目光如鷹隼般銳利，“告訴他們，我們的焊接殘余應力控制比歐洲標準低，控制得更好。” “劉總！供應商反饋我們的技術要求有些問題。” “把圖紙和項目整套資料拿給我，我來看看。” 在夾江水工海外事業部的辦公室里，每天都在上演“找劉總”的戲碼。 當海外項目經理因為棘手的技術難題抓耳撓腮，或者線上會議中被業主工程師“靈魂拷問”，抑或是與內部技術工藝工程師們“唇槍舌劍”時……能想到最靠譜的場外援助便是“劉總”。 在夾江水工海外項目的戰場上，夾江水工副總工程師劉建川的名字，就是一張響當當的“技術名片”。而作為海外項目的“技術守門人”，他的工作臺永遠擺著三樣法寶：一本翻舊的國際標準匯編、一個磨損的計算器，還有那副見證歲月的放大鏡。 一本翻舊的國際標準匯編 在“一帶一路”的征程中，海外項目常常面臨復雜的技術標準和嚴苛的合同要求，海外項目的技術談判桌，從來不只是數據和規范的簡單對接，面對國外設計師質疑的目光，劉建川能在圖紙的方寸之間見招拆招。他熟稔地切換著國際標準與中國特色，時而用歐洲標準據理力爭，時而用中國智慧巧妙周旋。每當國際談判陷入僵局，這本“寶典”就會被他鄭重地請上談判桌。 記得在澳大利亞水電站項目中，外方提出采用昂貴的歐洲設計方案，他連夜核算數據，把歐標材料和國標材料各項參數進行對比，不僅說服了固執的德國工程師，更為項目節省了相當多的成本。“這不是簡單的技術討論”他常對團隊說，“而是一場用專業捍衛話語權的較量。” 一個磨損的計算器 在劉建川的工作臺上，有個漆面斑駁的計算器，像一位沉默的老兵，見證過無數場技術攻堅的硝煙。按鍵上的數字早已模糊不清，左上角是已經無力搶救的缺角，右上角還有膠帶黏合——那是日復一日高強度運算留下的勛章。這個看似普通的計算器，實則是他的“數字利刃”。當國外監理質疑中方設計的應力計算結果時，手指在計算器上跳起一支精準的芭蕾。數字無聲，數據有聲，計算器上跳動的靜默字符，可以堆砌出一套套閘門強大的運作數據。如今，這個計算器依然堅守崗位。它的“=”鍵已經不太靈敏，需要用力按到底；它的顯示屏偶爾會出現“鬼影”，但這絲毫不影響它繼續為“一帶一路”項目保駕護航。每當新人好奇地問起它的“高齡”，他總是笑著說：“你可不要小瞧它，它工作經驗比你豐富多了。” 在數字化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，這個老式計算器依然倔強地躺在他的辦公桌上。它或許跟不上時代的步伐，但它承載的那些與數據較量的日日夜夜，那些用最原始方式捍衛的中國標準，永遠閃耀著中國工程師的智慧光芒。 一副見證歲月的放大鏡 幼稚如我，第一次看到他拿著這副軍用光電放大鏡走進辦公室時，我還打趣說“劉總夸張”，現在當自己坐在電腦前，盯著圖紙十幾分鐘便雙眼酸澀，方才恍然，想到他幾十年如一日和這些圖紙打交道，歲月模糊了他的雙眼，手里這副放大鏡依舊陪伴他戰斗在第一線。當年輕工程師對著復雜的圖紙皺眉時，他總能用放大鏡精準點出關鍵節點，就像老將軍在沙盤上排兵布陣。在數字化設計日益普及的今天，他依然堅持用放大鏡審核圖紙。他說：“電腦會故障，但紙上墨線不會。”這副陪伴他走過數十個國家項目的放大鏡，不僅放大了圖紙細節，更折射出一位老工程師對技術和細節的執著追求。當陽光透過窗戶照在辦公桌上，放大鏡投下的光斑里，仿佛還能看見那些年在世界各地奔波的身影，以及那些被中國技術征服的異國工程。 在夾江水工征戰全球的版圖上，劉建川就像一位運籌帷幄的“技術外交官”。他的電腦屏幕總是輪換著來自歐洲、非洲、東南亞的工程圖紙——這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役，每一根線條的較量，都關乎中國制造的尊嚴。當年與他交鋒的外國工程師，不少已成了老朋友。現在視頻會議，對方總會先問：“‘Professor Liu’怎么看？”這聲稱呼里，飽含著對這位中國工程師專業素養的敬意。屏幕這邊，劉建川推了推眼鏡，成竹在胸，鏡片上有影像反射——這不僅是圖紙的線條，更是一個中國制造走向世界的縮影。 千鈞筆底，寫不盡六十載江河壯闊；三件法寶，道不完一代代匠心傳承。當劉建川的放大鏡最后一次掃過藍圖，當那本標準匯編的扉頁又添新注，當老式計算器終于完成它的使命——這些斑駁的物件終將退役，但它們承載的精神永不褪色：那是用歐洲標準丈量世界的眼界，是用計算器叩開技術壁壘的智慧，更是用一副放大鏡在毫厘之間守護的中國質量。在這奔涌向前的時代浪潮中，這樣的故事仍在續寫，這樣的匠心永遠年輕。 凡江河所至，必有中國匠心的回響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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